国民储蓄率超过40%,这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海量的资金被锁在账户里,既没有转化为企业的效益,也没有变成工人的收入,最终导致大家无钱可用、消费疲软。然而,消费降级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之前毫无节制的消费升级。
一味指望用快速拉升消费来带动经济,无异于错上加错。事实上,整个世界都已经进入了残酷的还债周期。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过去靠疯狂印钱透支未来的狂欢已经结束,通胀直接挤压了普通人的生存空间。
如果指望重新放水来缓解疼痛,那就等于刀挨了病没治好。破局的唯一出路,必须从供需底层做出根本改变,实现产业结构与收入配置的同步转型。这套想法,根植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他出生在1954年的日本,彼时的日本依旧十分贫困,还处在战后复苏的阶段。
1967年,他搬到旧金山。他回忆,1967年的美国景象很好,旧金山更是格外繁荣。但仅仅十年之后,形势就发生反转,日本企业开始在各个领域接连击败美国本土企业。日本企业一度站上全球产业的顶端,之后,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的企业相继崛起,再之后,中国大陆企业快速成长。
他在这一轮又一轮的产业更迭当中看到了清晰的规律,他认为这背后一定存在一套值得梳理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如今日本、欧洲、美国这些发达经济体,全都属于被追赶的经济体。

但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思考经济问题时,沿用的底层假设,依旧是资本在本国能够获得最高回报。现实情况早已不再是这样,而这些变化长期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和正视,这也是他决定写下这本书的核心原因。
当时很多人认为,我们会像日本那样陷入无尽的停滞,但现实是绝对不能被消费降级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资产下行曾经在日本引发过漫长的冰冻期。
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市场参与者就会意识到,此前追逐的是不可持续、脱离基本面的资产价格,这和三十四年前的日本完全一致。当人们不再相信房价会持续上涨,甚至开始预期房价下行的时候,大家就不愿意背负过高的债务。
资产价格走弱,会直接带来负债端的压力。当这种行为在全社会大范围出现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特殊局面。单独来看,每一个家庭、每一家企业选择降杠杆、偿还债务,都是理性的决定。可所有人同步做出同样理性选择的时候,叠加在一起,就会对整体经济形成巨大的负面冲击。
全国性的资产泡沫破灭之后,大量市场主体会优先修复自身资产负债表,持续偿还债务。哪怕利率降到零,愿意主动新增借贷的主体也会变得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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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就会出现一个特殊状态:储蓄持续增加,借贷需求持续萎缩。一旦进入这个状态,经济的下行速度会变得非常快。日本花了二十年时间,才从这一轮困境当中走出来。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之后的美国,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股市暴跌之后,所有人同时开始修复资产负债表,没有人愿意借钱扩张。短短四年时间,美国的GDP萎缩了46%。在这种环境当中,去劝说私营部门主动增加借贷,本身就是行不通的。他们只是在做正确的事,也就是降低债务、修复报表。
既然私营部门不会主动改变自身行为,那么政府就必须站出来,承担起借贷和支出的责任。这种全民为了还债而不敢花钱的寒意,正是日本当年坠入深渊的真实写照。
但面对这种消费结构的重塑,我们的底牌显然与日韩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拥有一个巨大优势,国内很多人已经了解资产负债表衰退这套理论,这是三十四年前的日本完全不具备的条件。
如果政府能够基于这套理论做出对应的政策安排,主动充当最后的借贷方、最后的支出方,托住整体经济运行。那么普通民众或许根本不会切身感受到资产负债表衰退带来的强烈冲击,因为经济基本面能够维持稳定。

当年的日本,并没有这样的认知基础。确实观察到,国内新增借贷意愿下滑,一部分群体已经开始主动偿还债务。不过,选择偿债降杠杆的人群占比,大概率低于三十四年前的日本。同时,有一点对中国并不有利。当年日本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资产泡沫问题。
而在中国,建筑业在过去很多年里持续高速扩张。建筑业占中国GDP的比重曾经达到26%,现在这个行业正在快速收缩。行业规模的急剧下滑,会直接拖累GDP表现。两相比较,中国资产负债表层面的压力,或许未必比当年日本更大,但是叠加了建筑业快速萎缩这一重难题。
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不小的挑战。面对传统产业如此猛烈的收缩,单靠老百姓掏钱拉动消费是不现实的。
如何避免重走韩国当年让普通人背债换发展的旧路,成了国家统筹的关键。假设私营部门整体持续保持高额储蓄,比如说储蓄规模相当于GDP的10%,企业借贷意愿低迷,那么政府就需要借入对应的资金进行支出,以此稳住经济循环。
中国国债收益率下行至2.4%这个信号,已经说明市场当中储蓄供给远超信贷需求。应当倾听债券市场传递出来的信号。当市场资金都在抢购国债,本质上就是私营部门不愿意借钱投资、扩张。这种信号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主动加大借贷规模。

政策介入,宜早不宜迟。如果政府选择不作为,局面有可能滑向大萧条时期的状态,这是需要极力规避的结果,所以越早出台对应政策越好。在这样漫长的还债周期中,由国家代替民众借钱成为了化解危机的核心。但这绝不是盲目铺摊子,而是为了在产业结构上铺垫更长远的回报。
所有新增财政投资项目,社会回报率必须高于当前10年期国债2.4%的收益率。只要项目创造的社会总收益能够覆盖发债产生的利息成本,新增债务就不会变成长期财政包袱,财政支出也能够长期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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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民生基建、城乡配套工程很难产生直接利润,却能显著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改善人居环境、带动周边产业落地,这类项目的综合社会价值完全可以达标,理应纳入投资清单。当下私营部门集体储蓄、不愿借贷,政府主动举债并不会挤出民间投资。
在普通经济周期里,政府大规模发债会争抢市场资金,推高利率,挤压企业融资空间;但在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市场储蓄过剩、借款人稀缺,政府吸纳多余储蓄,反而能稳住利率水平,不会抬高全社会融资成本,这就为持续财政刺激打开了政策空间。
只要严格守住项目收益门槛,把资金投向长期具备正向收益的基建与公共服务项目,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完全可以保持稳定,不会出现越刺激、债务越失控的局面。这种宏观对冲手段不仅稳住了当前的底盘,更为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完成高附加值转型赢得了筹码。

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复苏这条路还能不能走通,当前的判断是否定的。当前中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贸易顺差,继续依靠扩大海外出口来对冲国内需求缺口,势必会引发欧美经济体更强的贸易保护与关税壁垒,外部市场的扩容空间已经被大幅压缩。
指望依靠海外需求走出内需低迷,已经不再具备现实可行性。在外部需求难以持续扩张的前提下,唯一可行的出路,只能依靠政府主动扩大公共支出,填补私营部门收缩留下的需求缺口。
货币政策不能完全弃之不用,只是要找准定位。货币政策无力拉动信贷需求,但可以守住金融体系底线。
一旦房地产持续下行引发银行不良贷款激增,央行就必须及时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稳住银行资产质量,避免出现大范围金融机构破产。如果银行体系先陷入危机,资产负债表衰退会进一步恶化,到时候再推出财政刺激,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上述这些宏观层面的探讨,深刻揭示了经济收缩期的阵痛,但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事实上,在传统行业全面收紧的同时,我们已经大幅扩大了对新兴产业的投入,果断向高端技术换轨。


这就如同当年的韩国在熬过化债期后,精准吃到了高新科技产业的红利;而日本却畏首畏尾,最终在债务深坑中沉沦了四十年。我们眼下正处于青黄不接的过渡期,但国家大力布局的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以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未来产业,正是彻底根治病灶的底气。
当大家不再被能力之外的债务所绑架,在新型外贸与高附加值行业中赚到了干净利落的钱,消费的复苏自然会水到渠成。
别再指望通过逼老百姓掏空口袋来强行制造繁荣了,日韩的历史早已给出了最冷酷的警示,我们的前途依然光明实盘配资平台最低资金要求,只需坚定熬过这场生产关系的破茧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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